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这篇演讲中涉及到了夏目漱石的文学。如果从此时算起，中国的夏目漱石介绍、翻译和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儿乎同时起步。回顾中国对夏目漱石文学的翻译和借鉴的历史，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诸如:夏目漱石怎样被介绍到中国?夏目漱石的文学怎样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哪些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这些翻译作品的译者是谁?翻译文本的特点是什么?夏目漱石作品是否需要重译?等等，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带着这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总结和借鉴前人的成果，探讨关于夏目漱石研究的新课题。
一
最早关注夏目漱石的中国人应该是鲁迅与周作人。周氏兄弟开始文学活动时正值夏目漱石蜚声文坛，翻阅一下关于周氏兄弟这一时期的记录，便可以看出，他们和普通的日本读者一样对夏目漱石表示出幸良大的关注。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6月)中谈到自己喜爱阅读的作家中，“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的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后来登载于《新青年》上[1]。这篇文章是中国较早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论文。周作人介绍日本文学的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处讲得很清楚。他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落后的弊端后，指出:“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地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这个榜样。照上文所说，中国现时小说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的样子，所以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对夏目漱石做了介绍，认为夏目漱石的文学是“有余裕的文学”。他对夏目漱石的文体有自己独到的评价，“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一九二二年四月周作人着手编辑《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一起翻译介绍日本现代小说，翌年六月《现代日本小说集》作为《世界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录了现代作家十五人的三十篇短篇小说，其中鲁迅所译作家为六人，小说书一篇，其余皆为周作人所译。鲁迅的夏目漱石的小说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这也是中国最早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
我们今天阅读鲁迅先生的译作，会感觉到文章中保留有浓厚的日语腔。不仅日语词经常出现，有一些句子结构也是日语式的。我们先来看一段话，这是鲁迅译《克莱喀先生》的开头部分。

克莱喀( W . J. Craig)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层楼上做巢的。立在阶石底下，即使向上看，也望不见窗户。从下而逐渐走上去，到大腿有些酸起来的时候，这才到了先生的大门。虽说是门也并非具备着双扉和屋顶;只在阔不满三尺的黑门扇上，挂着一个黄铜的敲子罢了。在门前休息一会，用这个敲子的下端剥啄剥啄的打着门板，里面就给来开门。[2]

按照现代汉语的规律，像“敲子”这样的日语词是不应该直接使用的。开头的一句译成“克莱喀先生像燕子似地把巢筑在四层楼上”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可以看出鲁迅早期的译文直译的倾向明显，那么，这一时期鲁迅的文体是否因为在探索当中，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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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拙涩”呢?
事实上.鲁迅是提倡“直译”的，他的翻译理论到三十年代不断完善。这一时期，鲁迅与周作人都主张 “逐字直译”，反对清末明初的翻译家的“随意翻译”。鲁迅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坚持“直译”。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3]这段话正是他所遵循的 “直译”理论的体现。新文化运动初期，白话文还未形成的时代，大概这种文体对读者来说是很新鲜的。借用金克木的话说，“梁译拜伦有点像曲子，郭译哥德有点像顺口溜，都不像翻译，不用对照原文也能想到是译者重做。鲁迅和周作人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完全不同。那分明是日本人在说汉话，或则不如说是我们可以从汉文读出日本话。(省略)这叫中国读者用汉语讲外国话，同梁同超、郭沫若叫外国人讲中国话恰成对照。两者各有千秋，都不像现在流行的翻译。”[4]
鲁迅通过阅读和翻译夏目漱石对其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周作人曾明确指出，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受到夏目漱石的影响。
“《阿Q正传》的笔法来源”“是从外国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5]平川佑介通过对(克莱喀先生)与(藤野先生)的比较分析，指出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受其翻译的《克莱喀先生》的影响，两篇作品无论故事还是结构都存在共同点，(藤野先生)的创作绝不是偶然的[6]。
二
一九五八年，代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的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作为日本文学，最先出版的是《小林多喜二选集》和《夏目漱石选集》 (上下卷)。当时，在中国的读书界，尽管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流，但是，并没有否认代表日本近代文学最高水平的夏目漱石。《夏目漱石选集》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入的《我是猫》由胡雪、由其(尤炳圻)翻译，下卷收入了《哥儿》和《旅宿》（《草枕》）。《哥儿》由开西(章克标)翻译，《旅宿》由丰子恺翻译。
《旅宿》是夏目漱石小说中文体绚丽，技巧新颖的一部具有实验意义的小说。当然也是夏目漱石的得意之作。小说尚未完成之前，夏目漱石在给弟子的信中就自夸“这样的小说开天辟地以来，独一无二。”[7]小说出版后，果然“洛阳纸贵”，大批读者为之着迷。夏目漱石自己解释说(草枕)是一篇“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形式的小说。”“我写的《草枕》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小说是不同的。我认为只要在读者的头脑中留下一种感觉—一种美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目的。因此，这篇小说既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事件的发展。”[8]这部小说描写一个画家外出采风旅行，寻找超脱混浊尘世的“非人情”世界，来到温泉胜地那古井。这里的山水人情让画家感受到超脱现代文明的桃花源一样的气氛，他描写山水自然，抒发对文学艺术的议论，阐述对人生的思考，可是，作为画家他试图描写的女主人公那美的表情总是难以捕捉。最后，当他随那美一家为参加日俄战争而出征的青年送行时，终于，捕捉到了女主人公的“可怜”表情。同时，他寻找的桃园仙境也破灭了。可以说，这是一部文人小说，故事情节松散，大段的文字用于议论小说，诗歌，音乐，绘画，建筑，戏剧，宗教……，大量的笔墨用干挥洒对美的感受，大段的篇幅用于探讨人生的真谛。
《旅宿》是中国译者喜爱的一部作品，早在一九二九年崔万秋就已经翻译出版，译名为(草枕)，由上海•真善美书局(1929年5月)出版，一九三0年上海美丽书店出版了郭沫若译的《草枕》，另外还有李君猛译的《草枕》(上海•益智书店)。根据丰华瞻的回忆丰子恺翻译夏目漱石的《旅宿》是一九五六年[9]，丰译《旅宿》充分展示出了《草枕》的文体和神韵。正像夏目漱石自我解释的那样，《草枕》是一部“俳句式的小说”，这不光是结构上，文体的节奏上，也具有这一特色。这篇小说重点在于探讨东方的美学观念与西方的美学观念的不同，极力提倡东方的美学观和人生观。所以，日语文体采用了许多的中国古典的词汇，文章显得文雅绚丽。简洁生动的文句，富有哲理的表达，在丰子恺的译文里表现得恰如其分。丰子恺采用文白相间的句子。在保持原作的风格上，发挥出他作为散文作家的特长，把《旅宿》译得文采四溢，节奏清晰。我们可以选择译文的一个段落作为佐证。

……诗思虽不落纸，而铿锵之音起于胸中。丹青虽不向画架涂抹，而五彩绚烂自映心目。只要能够如此观看自身所处的世间，而把浇季涵浊的俗界明朗地收入在灵台方寸的镜头里，也就够了。是故无声之诗人虽无一句，无色之画家虽无尺绢，但在能观看人生的一点上，在如此解脱烦恼的一点上，在能如此出入清净界的一点上，以及在能够建立这睛朗的天地的一点上，在扫荡我利私欲的羁绊的一点上，—比千金之子，比万乘之君，比一切俗界的宠儿，都更加幸福。
(《旅宿》一)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丰译在保留原文风格的同时，巧妙地选择汉语的词汇和句式，译文富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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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文句流杨而不落俗套。
当然，夏目漱石的汉文句式以及清晰的表达也为汉语翻译提供了方便之处。但是，对比丰子恺与崔万秋对小说中所引用的俳句，可以看出丰子恺的翻译风格。

春風ゃ惟然が耳に馬の鈴
春风呀惟然耳中马之铃(崔译)
惟然耳边声，春风吹马铃。(丰译)

春の夜の雲に濡らすゃ洗ひ髮
春夜的云儿濡湿了沐发(崔译)
兰汤新浴发，春夜湿云娇(丰译)

あきつきばをばなが上に置く露の、げぬべくもわは、おもほゅるかも
秋来了，芒草花上结露珠，
露珠无情自消失，侬命薄似露。(崔译)
大地秋光冷，秋花淡不红;
愿随花上露，消散逐秋风。(丰译)

从上面的例中可以看出，早期崔万秋的翻译多采用直白的口语，不失为一种尝试，但满足于直译，缺乏诗意，不能表现出俳句、和歌是日本的短诗这一形式。
丰译直接采用五言绝句的形式，具有诗情画意，展示了画家的诗歌修养，传达出翻译的日本诗歌这一信息。虽然，没有解决和歌俳句的格式如何译成中文的问题，但是，这种译法是大多数读者认可的。
重要的是丰子恺把握了《旅宿》的神韵，作品叙述的是一位画家，对压抑人性的现代文明表示异议，试图寻找回东方文明中的超然出世的观念，小说充满了对古今东西人类文明的叙述和思考。这符合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丰子恺的气质。在绘画上，丰子恺深得东方传统，后又深受竹久梦二的影响。他那淡难清新的画风，为中国现代绘画开拓了漫画的新领域。在文体风格上，淡雅朴实的个性体现在他的散文与随笔之中。丰子恺传记作家陈星指出:“丰子恺写随笔，从一开始就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总是选取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去其片断，以自己的所感，用最朴质的文字坦率的表达出来。在朴质细微乃至接近白描的文字中，倾注了一股真挚而又深沉的情感，同时又不乏哲理性的文句，很容易打动读者的心灵并引起共鸣。”。这一风格可以说与夏目漱石的文体有相通之处。夏目漱石的文学从“写生文”的方法论出发，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从描写到作品的结构发展了写生的理论。
丰子恺非常钟爱《旅宿》，受其影响很大。他的散文中，直接引用《旅宿》的文章有九篇[11]，最早引用《旅宿》的文章是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小说月报》上的 《秋》。这是一篇抒发三十而立感想的散文。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同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
丰子恺晚年更加钟情于夏目漱石，描江南水乡塘栖的散文《塘栖》完全是一篇夏目漱石《旅宿》中提出的现代文明批判论的实践之作。
三
熟悉现代文学的人大多是从鲁迅先生的《登龙术拾遗》了解章克标的。三十年代，他曾以杂文长篇 (文坛登龙术)(绿杨堂，1933年5月上海)饮誉文坛。也因鲁迅先生的讽刺文章，造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近来，百岁老人征婚的逸事使沉寂几十年的章克标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他的自传《世纪挥手》也随之出版。。通过他的自述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文坛老人，重新认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
章克标作为一位翻译家，现在的读者已很少知道。但他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翻译和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作品。他翻译了那个时代影响较大的包括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菊池宽、横光利一、叶山嘉树、丹羽文雄、林芙美子、火野苇平、舟桥圣一、宇野浩二、壶井荣、太宰治、中山义秀、芹泽光治良等多位作家的作品，多数是首先在《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刊登，然后结集出版的。
章克标早期的翻译集大多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其中有《谷崎润一郎集》、《菊池宽集》(1929年5月) (收入了《藤十郎之恋》、《若杉裁判长》、《投水救助业》、《羽衣》、《岛原心中》、《公论》、《贞操》、《恋爱病患者》、《兄的场合》等作品。另有译者的《卷头语》、《夏目漱石集》(1932年7月。内收《哥儿》、《伦敦塔》、《鸡头序》、《关于夏漱石》。他在自传中回忆了开明书店出版日本文学的情况，这亦是中国介绍日本文学的见证。
开明书店较早出的书，是几个日本文学家的选集，作为由系统地介绍日本现代文学的材料，本应通盘筹划，照顾到各个流派和各个品种，这不太容易了，而且定要有个主持的人，所以实际也没有这样做，不过随便想着译那个人的作品，就译出来了。全是无计划的。(《世纪挥手》)
章克标也是中国翻译介绍夏目漱石的重要译者。他一九三0年七月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哥儿》，一九三七年七月(夏目漱石集)作为单行本出版时加上了《伦敦塔》和(鸡头序)。在《关于夏目漱石》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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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介绍了夏目漱石的简历以及文学风格。可以看出
章克标对于夏目漱石作了一些研究。另外，对于留学日本攻读数学，回国后在上海立达学园、国立暨南大学等校任过教的章克标来说，翻译这篇批判日本明治时代教育界腐败的《哥儿》似乎比较顺手。(哥儿)是一篇以第•人称，尤其是以江户(东京)语叙述，语言滑稽俏皮的小说。章克标翻译的《哥儿》是我国第一个(哥儿)的全译本，章克标尽管自己也创作小说.但是，当时白话文还处在尝试阶段，出身于浙江的章克标翻译这篇小说，对于表达小说的滑稽幽默费了不少的苦心，不足的是没有表达出小说的“京腔京韵”。
章克标重译《哥儿》是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从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他重译《哥儿》的经过。

9日早上去乡下，11日下午回来，只住两个夜晚，探望一下二老而已。在家找到了《夏目漱石全集》的第二册，《哥儿》就在这册上，可以作为底本了。应王任叔约，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哥儿》，前次即是据此译的，由《小说月报》发表，在开明书店出版，现在只再修订一下罢了，不过也有些需重新写过，据载开明那本已由顾均正兄设法寄来，可以开始工作。15日开始动笔，每日上下午约坐定2个小时工作，大约平均每天重写一千余字。到8月8日止，改写到第六节约计完成半数(以下省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出版的《夏目漱石选集》收入了章克标译的《哥儿》和丰子恺译的《旅宿》。后又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作为袖珍本单独出版了《哥儿》，收入文学小丛书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普及版，出版目的是推动读者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刘振瀛是一九五八年版的《夏目漱石选集》序的作者。他是新中国开展日本文学研究、翻译、教学较早，而且，成绩卓著的奠基者之一。刘振滚于一九九0年病逝，我们可以从后来结集出版的《日本文学论集》。中看到他的研究全貌。
这本论文集收入的十八篇论文中，七篇是关于夏目漱石研究的。其中包括《<夏目漱石选集>前言》、<(哥儿>译本序》、《<后来的事>译本序》、《<我是猫>笑的剖析》、《夏目漱石的艺术书简》、《夏目漱石的思想与前期鲁迅的思想》、《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夏目漱石》。刘振流先生从夏目漱石的创作思想、文学风格，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了仔细，周到的研究。
时隔三十年后，一九八七年刘振瀛重译的《哥儿》收录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日本文学丛书中。这篇译文是刘振瀛不满意从前的《哥儿》译文，而试图提出自己对《哥儿》的理解和再现的一个文本。整体看来，刘译《哥儿》从风格上进行了新的尝试。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个文本，就可以看出刘译比章译更上一层楼。

……当铺里有一个叫勘太郎的十三四的儿子。不必说，勘太郎是个胆小鬼。胆小虽然胆小，却会跳过了格子竹篱来偷栗子。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我躲在腰门后面，到头把勘太郎给拿住了。那时，勘太郎逃跑无路，就拼命向我冲来。他年纪比我大两岁，虽是胆小鬼，力气到不小。他挺起蝗螂头朝我胸口没命地撞。不知怎么的，头一滑就钻进了我的夹衣袖筒里。这一来，我不好动手，就把手臂乱挥，勘太郎的头在我的袖筒里跟着向两边滚来倒去。末了，他气闷不过，便在袖中咬我的臂膀。疼得我把勘太郎推倒竹篱边，使一个绊脚把他摔倒向对面去。(章译)

……这家当铺有一个儿子，十三四岁，名叫勘太郎。勘太郎不用说是个窝囊废，别看他窝囊，却经常跳过方眼篱笆来偷栗子。有一天傍晚，俺影在折叠门的背后，终于把勘太郎给抓住了。当时，勘太郎走投无路，便拼命地朝我扑来。对方比俺大两岁，虽是窝囊废，力气却很大，他把他那大脑袋，朝着俺胸脯狠狠地顶来，顶着顶着，勘太郎的脑袭滑了一下，钻进俺的夹衫袖子里来了。它绊住了俺的胳膊用不上劲，俺拼命甩动胳膊，钻进俺袖子里的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左右翻滚。最后，他受不了啦，在袖子里朝俺的胳膊狠咬了一口。哟，这个疼呀!俺把勘太郎推倒篱笆上，使用了一个脚绊子，把他上前边撂倒了。(刘译)

从上述段落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章忠于原文，力求传达出原文的风格，可以说章译《哥儿》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译作。但是，有些词句。例如:“当铺里有一个叫勘太郎的十三四岁的儿子。”、“把勘太郎给拿住了”、“我不好动手，就把手臂乱挥”、“夹衣袖也被他拉断半截跟着过去”等句子直译的痕迹明显，像早期白话文运动时的句子，现在读来不太流畅。与此相比，刘译较生动，活生生地表现出两个少年打架的场面。叙述中的用词造句生动幽默、表现出叙述者哥儿说话的俏皮。
译者对于(哥儿)的人物把握有其独到的认识， “译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哥儿》自叙式的作品，在语言上必然取决于哥儿的性格特征。因此，在翻译《哥儿》这部作品时，哥儿的叙述口吻，是粗不得。过粗则不合哥儿作为中学教员的身份;过雅又会有损于哥儿的庶民本色。过于书面化，会失去哥儿那种明白如话、径情直行的特征;过于口语化了，又会陷于语言拖沓，失去原文蕴含的余味。这种文野，雅俗的分寸，在译语的选择上，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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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译者陷于搔首踯蹰的境地。”

从刘振瀛的自叙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夏目漱石作品研究的精细，对于哥儿这个人物的分析也非常地道。基于对原作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的翻译，无疑成功了一大半。
但是，对于第一人称代词“俺”的用法，笔者有异议。正像刘振流分析的那样，哥儿是“江户儿”，哥儿出生在东京，在东京的私立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四国的中学任教。他是一个明治维新后的带有市民义气的东京青年。小说的舞台是东京与四国.现代化的东京与四国的小城形成对比。哥儿自诩自己来自东京，带有来自大都会的优越感，经常从城市环境上、从语言上蔑视乡下人。这祥，把哥儿第一人称自叙的代词翻译成“俺”似乎不太妥当。这样会淡化哥儿这个人物的滑稽之处。
我们先来明确日语里的“ゎれ的含义
1)日本三省堂出版的《大辞林》的解释为:
一人称。男が仲間や目下の者どっくばなんに話す時に用ぃられる。「ぽく」よりぞんいざいな語。「俺、「己」、「乃公」なとど書く。
2)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小学馆合编的《中日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俺、咱、我。参考:在汉语里“俺”、“咱”、“我”男女都可以用。“俺”、“咱”语气比较随便，“俺”有一些土气。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俺”的解释则是:方言，①我、②我们(不包括听者)。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日语里“ゎれ”的当用汉字是 “俺”，但日语里的“俺”与中文里“俺”在现代用语都发生了变化。日语里的“俺”自近世以来，用于指代第一人称男性，带有粗俗、尊大的语气，这一语气是由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而产生的。没有带乡土味的方言语感。而现代汉语里的“俺”明确表明是方言。所以，译文中让他自称“俺”，使人感到哥儿带有乡下人的语气。何况作品中的人物一直在四国教数学的教师—哥儿的同事“野猪”也自称“打扎”。
例如，下面这一段的译文频繁出现的“俺”读起来使人感到浓郁的乡土气味，这与原本人称代词并不发达的《哥儿》的文体，也有很大的落差。

俺娘死了以后、俺就和俺爹、俺哥，三个人一起过活。俺爹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只要一看见俺，总是口头禅似的说:“你这个东西，不成器!不成器!”究竟哪点不成器，至今俺也弄不明白。天下真有这样古怪的老爷子!…… (一)

“俺”在中国北方，如山东等地多用于第一人称。例如，有一本记录山东农民生活的摄影集叫《俺爹俺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对中国读者来说，刘先生翻译的“俺”、“俺爹”、“俺娘”等现代词使作品中的哥儿变成了带有乡土气息的青年形象。而很难想象哥儿是一个成长在大都市东京的知识青年。而且，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老北京的作品中，例如，老舍的《正红旗下》的知识分子与《我这一辈子》的巡警等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第一人称代词都没有用“俺”，而用的是“我”。因此看来，“搔首哪踢”揣摩出来的人称代词的翻译，火候有点过，到不如就用“我”，比较适合中国读者对日本风俗的理解。
刘振瀛提倡名著的重译，他指出:“象夏目的《哥儿》这类风格独特的作品，似乎以有多种译本为好，这样，庶几可以由不同的译笔，译者不同的力点所在，使原作从多方面得到照明:同时可以唤起更多的有兴趣的人来参加这一工作，相信最后必将能出现一个真正完美的译本，则译者的所愿也就达到了”(《哥儿》译后记)。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译文超过前人的译作，是经过仔细推敲研究的译作。这是对原作风格和原作者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的。但是，翻译毕竟是遗憾的艺术，只有日臻完美，而没有尽善尽美。

济南日语翻译